1929年11月29日，日本神奈川县箱根，驻华公使佐分利贞男在旅馆房间内被发现中弹身亡，官方结论是自杀。 这起死亡发生得很突然。此前，他刚刚回到日本，就中日新约问题向本国政府请示。中国方面原本期待借谈判收回部分主权，佐分利的意外离世，使谈判节奏骤然中断，也让不少人怀疑：他究竟是自行结束生命，还是成了日本强硬势力的牺牲品？ 要弄清这个问题，不能只看他在谈判桌上的态度，还得看他所代表的日本外交路线。 佐分利出生于1879年，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科，后通过外务省考试进入外交系统。1906年前后，他曾参与日本对清政府军事教育方面的援助，来到中国任教。关于他与中国学生相处的若干故事，后来在不同叙述中出现过夸张成分，细节未必都能坐实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他很早便熟悉中国事务，也与后来成为国民政府核心人物的蒋介石有过交集。 这种经历，使他比许多只在东京制定政策的官僚更了解中国社会。可了解，并不等于认同。 佐分利真正受到重用，发生在币原喜重郎主导日本外交之后。币原出身职业外交官，主张通过谈判、经济合作和国际协调扩大日本利益，反对轻率动用武力。这种做法后来被称为“币原外交”，在军部和右翼看来，却是对中国过于软弱。 佐分利是这一路线的重要执行者。他曾在美国任职，也参与华盛顿会议，回国后担任外务省条约局长，专门处理国际协定。币原需要的，正是这种熟悉条约、擅长谈判，又能在复杂局面中保持克制的人。 1925年，北京关税特别会议举行。中国要求恢复关税自主，列强则在利益分配上反复拉扯。日本并没有痛快接受中国要求，而是努力争取对本国商品有利的税率安排。表面上看，日本比过去少了些蛮横；实际上，它仍在维护自身经济利益。 这件事很能说明问题。佐分利所谓的“对华温和”，并不是放弃日本在华特权，而是把赤裸裸的压迫，改成更讲究程序的讨价还价。 1927年3月，南京发生冲突，英美军舰炮击南京。日本驻华方面面临是否采取同样行动的压力，但日本政府最终没有让日军加入炮击。佐分利在其中发挥了劝阻作用，这一点对当时的中国确实有利。 蒋介石后来与日本方面接触时，也曾对这种克制留下较好印象。有人对佐分利说：“只要继续谈下去，中日未必不能找到办法。”佐分利回答：“武力只能解决一时，条约才可能维持长久。” 这类话，符合他的外交风格，却不代表日本改变了对华政策。日本不炮击南京，既有避免局势失控的考虑，也有保存外交回旋余地的盘算。说到底，这是策略上的克制，不是道义上的亲近。 1928年5月，济南惨案爆发。田中义一内阁出兵山东，日军与北伐军发生冲突，谈判和武力之间的矛盾再次暴露。日本外交官可以主张缓和，但军部一旦认定武力更有利，外交系统往往只能配合。 佐分利后来出任驻华公使，正值南京国民政府推动改订新约。1929年6月，国民政府提出重新审查旧有不平等条约，要求逐步取消治外法权，恢复关税自主。10月7日，佐分利向蒋介石递交国书，随后与外交部长王正廷展开谈判。 日本原则上表示可以讨论取消治外法权和恢复关税自主，中国则承诺保护日本侨民，并接受机会均等、门户开放等原则。双方看似接近，实际在执行期限、司法权和经济利益上分歧很大。 张学良参加过南京方面为佐分利举行的招待活动，后来评价他“这个人很好，谈得来”。这句话说明佐分利待人温和，也说明他与中国官员之间确实建立过一定信任。但私人交往的融洽，不能替代国家政策的根本变化。 11月下旬，佐分利回国请示。11月29日，他在箱根旅馆内中弹身亡，年仅50岁。日本方面认定为自杀，可币原喜重郎对此并不完全相信。币原认为佐分利身体状况正常，不像长期陷于绝望的人，因此怀疑他可能遭到右翼或军部势力杀害。 这种怀疑并非毫无背景。佐分利曾反对在南京采取强硬军事行动，也在对华谈判中表现出一定妥协。对军部而言，这些行为足以被视为妨碍扩张；对右翼而言，他代表的协调外交更像是软弱和退让。 但现有材料并不能证明佐分利一定死于暗杀。把他的死亡直接认定为军部所为，同样缺少决定性证据。可以确认的，只是他的死亡与中日新约谈判中断相互重合，而日本对华政策随后继续向强硬方向转变。 所以，佐分利并不是中国意义上的“亲华人士”。他反对的是仓促用兵，维护的仍是日本在华利益；他选择谈判，是因为谈判更适合日本资本和外交扩张，而不是承认中国应当完全摆脱日本影响。 他的特殊之处，在于看到了武力冒险的代价，也试图用条约包装日本的利益。遗憾的是，这种路线既没有真正尊重中国主权，也没能压住日本国内不断膨胀的军国主义。佐分利之死，或许中断了一次谈判，却不是日军侵华加速的唯一原因。真正推动局势恶化的，是日本政治结构中外交、军部与经济势力共同向外扩张的长期合流。 特别